作者 尤新峰

淮河是一条具有独立水系的古老河流，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历史上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对于淮河文化的研究，目前远不能与淮河的古老历史相匹配。近年来，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及沿淮省市的专家学者在淮河文化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了很多研究成果，这只是揭开了淮河文化冰山的一角，要建立起完善的淮河文化研究体系，则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支撑。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淮河文化的研究，关于淮河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日渐受人们的重视。由于淮河流域在地理上与中原地区重叠，淮河流域文化被看作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原地区包括今陕西关中、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即从关中至黄河中下游、淮海一带的广大地区。中原地区历史上是各代封建王朝的帝都之根，很多朝代的都城都建在中原地区。因此，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这大概是淮河文化概念未能普遍受到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文化学现象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淮河文化的研究日渐受到人们的注意，并成为大家关心的地域性文化研究课题。

淮河文化概念是指淮河流域所承载的文化，还是仅指淮河自身及两岸所承载的文化，目前尚未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如果仅以淮河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其域面过于狭窄，与淮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贡献并不相符。宋元之前，淮河始终都是有着独立水系并且独流入海的河流。因此，也应有本流域独立发展演进的文化体系。上古时期，以伏羲、蚩尤为代表的远古东夷传说和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证明，淮河流域数千年前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陶器的广泛使用和图形文字的出现，说明淮河流域的人类当时已经脱离了蛮荒时代的低级阶段。至于大禹的传说，在淮河流域更是广泛流传。进入商周时期东夷文化是淮河文化主流，首先是东夷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商王朝，其次是西周时期，淮夷方国曾一度发展成为能和周王朝相抗衡的政治军事势力。春秋时期，楚国东渐，淮夷文化与楚文化汇合并继续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淮河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汉朝，淮河流域出生的平民刘邦登上皇帝位，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奴隶主贵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刘邦及其淮域将领士兵把淮河文化的观念形态和民俗习惯带进了王朝的权力中心，为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人说汉文化是在楚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淮河流域历史上属楚，该区域的文化形态与长江流域的原生楚文化还是有区别的，是一种淮河本土文化与楚文化融合后的文化形态，其实淮河文化才是汉文化的基本因子。纵观中国区域文化，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继承发展，荆楚文化是三苗文化的继承发展，淮河文化则是东夷、淮夷文化的继承发展。三种文化始终处于交流、碰撞、融合的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架构。

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指人类在其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反映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控制自然，控制社会自发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而物质资料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研究淮河文化就是研究淮河流域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中寻找规律性认识，为今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与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淮河地分南北，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淮河为界，分出不同的农耕方式；不同的交通方式；不同的聚落形式；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方言差异。淮河不仅是我国南北气候分界也是南北文化的分界和桥梁，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决定了淮河文化的包容多元调和中庸的基本特征。除地理特征之外，还有如下几种文化现象应该成为研究重点：一是淮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已发现的河南舞阳贾湖，安徽蚌埠双堆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7000至9000年前淮河农耕文化就很发达，伴随的亦有图形文字、音乐等方面的重大发现。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淮河农耕文化对中国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二是淮河流域的思想文化。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及墨子、庄子、孟子等都出生于淮河流域。儒道墨等诸家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淮河流域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尤其是儒道两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从价值取向方面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格局表现为儒道互补，这种互补是一种价值互补，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格局。三是淮河治水文化。淮河治水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禹治水，淮河的导通加强了各部族的联系，会万国于涂山的部落联盟已经有了国家形式的雏形，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鲧治水不力被放逐羽山，大禹治水成功而推为部落联盟首领，看来早在远古淮河治理就与国家形式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第二阶段是春秋至汉唐之间淮河水利的发展，孙叔敖修期思陂及江淮水利，促成了楚庄王争霸诸侯。西汉时期，淮河中上游80%以上的陂塘都是人工修筑，其中息县的洪隙陂，寿县的芍陂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是宋元之前淮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第三阶段为1128年之后的黄河南泛所经历的的700多年。这期间淮河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淮河治理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淮河人民在苦难中摸索总结着淮河治理的经验。四是淮河漕运文化。淮河运河始于春秋战国，衰于清朝末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唐朝初年，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中国区域历史地理》190页)，及至明朝，为保漕而要弃淮。研究漕运文化，有利于淮河航运事业的发展。五是淮河战争文化。从大泽乡揭竿起义到垓下之战十面埋伏，从风声鹤唳的淝水之战到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很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战例都发生在淮河流域。了解淮河军事战略地位的意义，也可为今天淮河流域的交通、城市、工业及产业调整等方面的战略布局，战略规划提供借鉴。

纵观淮河文化的历史发展，淮河流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文化原点的生发地；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策源地；是中国地理气候分界地；也是中国自然灾害的集中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战争水患造成的人口迁徙以及淮河漕运形成的人口流动，都是淮河流域文化多元层次丰富的重要因素。战争和水患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无尽灾难，也塑造出淮河流域人民英勇无畏刚强不屈的文化性格，洗炼出淮河流域人民守护家园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品格。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淮河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尤其是淮河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通过区域文化差异比较，不难看出现在淮河流域是社会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总体上，其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与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与长江流域有较大差距，一些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耕文化上。不同的区域文化，会融入各自的人口素质，区域人口的文化素质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时不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淮河文化的研究对促进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科学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对淮河文化的研究尚未形成规律性认识，还需要哲学、历史、文学、考古、宗教、民俗等学科的协同，需要自然科学的渗透。淮河文化是亟待开发的文化沃土，淮河文化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挑战性的艰苦工作。

作为淮河干流上的县市，淮滨文化是淮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也具有自己的地方文化个性。淮滨位于淮河中上游结合部，是平原农业县。淮河从淮滨 中部横贯而过，洪河、白露河、闾河都在淮滨境内汇入淮河。淮滨南部是大别山北延形成的缓岗丘陵，北部就是淮北平原，淮河出桐柏山至淮滨落差由174米降至16米。陡水入平原，洪流乱注，因此有人形象地比喻，淮滨是淮河洪水的走廊。当然这与千百年来黄河夺淮，淮河尾闾不畅，行洪困难有着直接关系。从地理环境上讲，淮滨是淮河、洪河、白露河历史上多次迁徙而形成的河床式湖泊湿地生态。淮滨淮南草甸湿地是省级生态保护区，淮滨有着丰富的航运、水利、渔业资源，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宜于人居的绿色生态之地。

淮滨地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县域内有古文化遗址近百处，其中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等，其中蒋国故城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有12处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周初年，周公旦三子伯龄封于淮滨的期思称蒋国，春秋战国淮滨的淮河之南为楚期思邑，淮河之北为楚白邑。楚相孙叔敖史称“期思之鄙人”、“期思处士”，他被誉为中国清官第一人，中国水利的自流灌溉第一人，由孙叔敖形成的廉吏文化、治水文化是淮滨坚持开发利用，弘扬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淮滨还有丰富的姓氏文化资源，蒋氏以国为姓，淮滨是蒋姓的发源地。《宰相世家》记载孙叔敖后人为纪念他遂以孙为姓，孙姓的一支也发源于淮滨，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家世二道》中说他是白公胜的后人，白以邑为姓，白姓的一支也发源于淮滨。参考有关历史专家绘制的春秋文化区域图，淮滨正处于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汇之地，参考更早的文化区域图来看，淮滨也正好处于华夏文化、东夷文化、三苗文化的汇合之处。因此，淮滨地区的原生态文化异常丰富，淮滨黄土城经考古调查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 ，但在龙山文化早期就出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片。期思蒋国故城附近的陈营孜遗址，经正式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文化序列，在夏时期却分布着东方特征的岳石文化陶片。这些都是淮滨地区处于远古三大文明交汇之地的有力证明。

淮滨自古是淮河上游的重要港口，《左传》说吴自淮汭弃舟登陆西进与楚夹汉而恃。淮汭古指汝水入淮口以上的淮河弯曲处，就是今天的淮滨县城一带。古代淮滨的航运很发达，以淮滨港为中心，船经史河、白露河可达六安、合肥等地，经汝水即今洪河可达西北的西平、遂平、上蔡等地，淮河上游木帆船可达息县，竹排可达信阳南山一带。明清时期淮滨县城（古称乌龙集）成为光州最重要的淮河港口，乾隆年间仅官盐一项就有上万引盐船经乌龙集抵达州及各县，成为豫东南重要的盐粮集散地。发达的航运孕育出淮滨的船帮文化，以运粮为主的漕运进入淮滨段营运后因跨淮河运河而自号“两河帮”，专门从事运盐的小型船队叫“号盐帮”，安徽境内以打渔为生的船只，进入淮滨段营运后称“网帮”，江苏、高邮、邵伯湖打雁狩猎的小船进入淮滨段营运后称“枪帮”或“猫子帮”，长江的船只进入淮滨段营运后称“江帮”或“尖头帮”，本地船只称“上河帮”、“齐头帮”、“洪河帮”等。今天的淮滨港已经今非昔比，在继承发展淮河漕运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作为豫东南的出海口岸，航运辐射能力覆盖皖苏鲁等省。造船工业河南第一，所产“淮滨驳”是享誉中国内河航运的著名品牌。淮滨造船厂开到了武汉、南京等长江沿岸大城市，民营造船企业还签约非洲，走出国门。

淮滨农业、水利、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庙会文化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淮滨地区尚存各类庙宇50余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期思孙叔敖庙，建于东汉延熹三年，距今有1800多年历史，废于文化大革命。莲台寺建于东晋，距今1600多年，文革前仅存大殿三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庙虽无存，庙会习惯保留到今天的还有10余处。寺庙除满足群众的崇神心理外，庙会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物资交换，庙会文化的活跃证明淮滨古代经济的兴盛和发达。淮滨县城过去叫乌龙集，商业、手工业仓储色彩浓重，居民成份多是商人、工匠、船工，建筑风格南北相杂，官房、店铺与平民棚户之间有很大的悬殊。淮滨对人情世故非常看重，讲究礼尚往来，思想保守，三纲五常，宗法观念等旧思想观念严重。民间庙会、祭礼常串钱唱大戏等都是单一农业经营地区常见的文化现象的反映。两汉及其以前，是淮滨地区最兴盛的时期，东晋以来的战乱，宋金之间的战事，加之淮河水患的冲击，使淮滨变成了落后地区 ，明清之际虽有短期恢复，清末的捻军起义，又使淮滨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限于篇幅，只是简单介绍一些淮滨的地方文化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只有从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认真审视，并进行专题研究，才能了解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意义。才能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借鉴。淮河有史以来就是我国南北交通的枢纽，淮滨在城市发展的定位上，应该充分认识到淮河流域的环境特点，注意发挥农业经济腹地，区域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优势。市区要保存淮河及周边湖泊湿地的独特风貌，彰显淮滨城市水景园林的外部风貌和交通物流的内涵功用。